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 簡稱IEET)於6月15日在香港召開之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簡稱WA)大會中，獲得全體會員的支持與肯定，代表我國以全票通過成為華盛頓協定之準會員（Provisional Signatory），未來通過IEET認證的工程相關學系將可直接獲得該國際組織的認可，我國高等工程科技教育之國際化發展亦將因為IEET加入華盛頓協定而邁向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於1989年，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及愛爾蘭等六個國家所屬的非政府工程教育認證組織，共同簽署了一份協定，稱之為「華盛頓協定」(Washington Accord，簡稱WA)，以相互承認彼此認證的工程科技學位；爾後，於1995年、1999年以及今年度，分別又有香港、南非及日本等三個地區之民間認證機構成為正式會員(signatories)。這份協定最主要精神是在「實質相當」(substantially equivalent)的前提下，讓各簽署會員得以互相承認其工程科技教育認證之標準與程序。換言之，以華盛頓協定為基礎，各會員組織之間所認證過的工程科技教育學位，在透過實質相當的認證規範及程序中，可以達到彼此所認定的水準。如此一來，不但可以讓各會員組織互相承認該國所授予的工程及科技學位與課程，進而讓畢業生能夠在這些會員國家中取得專業工程師證照與執業，以達到國際化的目標，同時更可以藉由工程科技教育認證的執行，提昇會員國家工程教育的品質，以因應科技快速發展的需求。

欲申請加入為華盛頓協定之正式會員，第一階段須先獲得三分之二以上正式會員的支持成為準會員，再進入第二階段接受所有會員組織針對認證作業流程與各項辦法文件進行審查與實地訪評後，經過全體會員的一致同意，方得加入為正式會員。目前華盛頓協定共有五個準會員，除了我國之外，還包括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等，為了因應當前國際化人才的流動與需求，各臨時會員均持續積極爭取正式會員的支持，希望能夠儘速升格為正式會員。

IEET於2003年成立起即以加入華盛頓協定組織為主要工作目標之一，經過二年的努力，已建立了完善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制度與系統，並有包括中原、逢甲、虎尾科大及雲林科大等四間大學之十二個學系獲得該學會的認證，而這些努力的成果，也獲得華盛頓協定全體會員的支持，相信IEET將可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成為WA的正式會員。透過IEET與華盛頓協定會員組織之國際接軌，不但將有助於通過認證之學系與國外接軌、爭取外籍生、吸引本地高中生、或協助本國畢業生於國外發展等目標，更可證明該學系的教育水準已達到與國際主流認證標準實質相當的地步，達到高品質教學與國際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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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教育認證(Accreditation)與職業證照管理是緊密結合的，今年四月底考選部於台灣大學應力所舉辦「建築師、技師之教育、考試、訓練、職業管理制度與國際接軌研討會」，IEET楊秘書長永斌於會中發表論文介紹國內近年來發展之「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制度」。會上與會者皆對IEET的認證工作多所期許，希望結合我國歷史悠久的考選制度與當前世界上「教育認證」趨勢，以透過教育品質的提昇相對提高建築師、技師的品質。但這樣的結合並非易事亦非短期內可達成，勢必需詳細規劃。

近年來，「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衍然已成為控管教育品質的世界趨勢。美國是世界上執行教育認證最有經驗的國家。單就國際認可在美國推行「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的執行者Accreditation Board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BET, Inc.) 來說，其成立期間已超過七十年，且已認證過超過五百多所的大學校院。加拿大的認證工作也同樣實施許久。歐洲方面，英國、愛爾蘭都由當地工程師組織負責教育認證工作。亞洲方面，香港則為帶動亞洲認證工作的先驅。大洋洲的澳洲及紐西蘭也分別設有工程教育認證的機制。南非也是同樣情形。自1989年來，這八個國家/經濟體紛紛加入簽署Washington Accord (「華盛頓協定」)以認可彼此認證過的四年制工程學位，進而提升工程師「專業機動性」(professional mobility)，減少因國籍問題受雇於簽署國的阻力。在同時世界上愈來愈多的國家以「教育認證」做為追求教育品質的策略之一。以亞洲為例，多個國家也都紛紛以成為「華盛頓協定」的會員為目標。日本已於今年成為「華盛頓協定」的正式會員，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及我國皆是準會員。歐洲方面，德國也已是「華盛頓協定」的準會員。

對IEET推行國內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來說，考選部四月的研討會實質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雖然「教育認證」純粹是一項自發行性的教育品質控管工作，且其執行單位皆是民間組織，國際上不乏官方政策配套措施的先例。本文將以美國為例就此說明政府政策對認證組織的影響。

因為聯邦制的關係，華府實際上對教育政策採「不介入」的態度，大多由州政府統籌規劃與管理。例外之一是聯邦政府的學生助學補助 (Financial Aid ) 政策。以往這些經費是以學校為補助單位，而近年來，政府漸漸將此項政策移轉為以學生為補助單位。在同時，聯邦政府要求通過認證的學校才得以取得學生助學補助；轉而言之，聯邦政府是利用教育認證來決定與監控一個學校或學程的品質。。為能招生大多數學校皆積極參與認證，希望以「認證通過」的招牌來吸引學生。聯邦政府結合「教育認證」與「學生助學補助」的政策已有超過五十年的歷史了。在這樣的政策方向下，實際上，「認證通過」已近乎為「透明」的狀態，也就是說一般正常營運的學校都是已被持續認證過。如果一個學校或學系於那一年沒獲認證，識必面臨招生的窘境。這些教育單位通常會主動暫停招收新生，待品質改善且經認證單位認可後，始恢復招生。因此「教育認證」在美國來說，在某的程度上已成為迫使教育單位「停招」或「歇業」的機制。由此看來，認證組織的影響力實不可忽視。但近年來，美國認證組織也面臨許多衝擊，這些衝擊相對的挑戰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首先，若認證組織具有決定教育單位存活的影響力，其是否「稱職」當然也是長久以來不間斷的話題，也就是說認證組織做的決定是否真的客觀? 認證組織本身是否符合標準? 認證組織是否應該擁有如此大的影響力? 雖然認證工作是本著教育單位需對學生、家長、雇主、社會、及政府負責(accountable)的態度，但認證組織本身也需對這些同樣的成員負責。每五、六年當美國國會修訂「大學法」(Higher Education Act) 時這個話題更是激烈。維持與鼓勵多元化的入學機會一直是美國高等教育的優勢之一，但在這前提下，教育品質的監控也是同樣重要，而認證組織存在的必要性即在其是否能達成聯邦政府的期許確實監控教育品質。當然，認證組織可忽視這樣的討論，認為這只是週期性的辯論，以前也發生過，但從未造成任何的改變，因此不久就會過去 (this, too, shall pass)。但是，認證組織也可以積極的心態與行動來展現他們能對自己的工作成果負責，畢竟這是他們存在的基本方針，亦即是他們要求學校、學程的基本原則。

另外，近年來，最困擾美國政府及認證組織的話題莫過於新興之「遠距教學」。基於大學生人口背景的改變，亦即大學生不再是傳統18至22歲的年齡，在愈來愈多的在職生或「stay home parents」的情況下，為了切入這樣的教育需求市場，教育單位不得不主動規劃適合「非傳統年齡的學生」的學程。因此「遠距教學」便成為新型教育趨勢。但對認證單位而言，幾十年來的認證機制勢必需做大幅度的調整，才得以客觀且合適的機制對這些新興的教育單位做適當的審查。目前許多人對這些新興教育學程的品質尚有許多的疑慮，甚至需做文化上與心態上的調整。舉例來說，許多人認為大學教育以及品質並非單純的知識獲得、學位取得。學生於大學過程中參與社團活動、跑圖書館、上實驗室、交朋友、流連於教授辦公室走廊皆是完整大學教育的基本要素。而這些活動大多需要在校園發生。若去除校園的空間，許多長久以來我們所熟悉的大學教育內涵皆將消失，如此一來勢必須重新定義「大學教育」。當然也有人對這樣的疑慮視為無稽之談，認為這樣的想法是跟不上時代，與時代逆道而駛。認證組織目前大多對提供「遠距教學」學程與學位的教育單位多少採保留的態度。可見認證組織內尚有些「保守派」，姑且不論他們的「堅持」是否合理，面對整個社會人口與型態的改變，適當的調整不僅是不可避免的更是適切的。更現實的是，許多新興教育組織絕對會動員他們在華府的說客整合他們於國會的勢力對相關的大學教育政策進行對他們有利的影響。

在實際認證工作上，認證組織也必須排除萬難，協助教育單位邁向以成果導向為主軸的教學方式。這樣的教學方式也已是當今世界上認證工作的趨勢，但這樣改變絕非易事。美國認證委員會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CHEA) 提出以下的呼籲：

1.認證組織有責任清楚的要求受認證單位週期性的定義學生學習成果並收集、分析、運用相關的資料。
2.學校、學程/系有責任清楚且公開學生學習成果的定義並收集、分析、運用相關的資 料。
3.認證組織有責任以學生學習成果做為決定受認證單位的教學品質。
4.學校、學程/系和認證組織有共同的責任提供給學生、家長、社會、政府等成員清楚 且可信任有關學生學習成果的資訊。

CHEA同時也呼籲認證組織所需努力的地方是證明他們是負責任的，決不可將他們負有的責任與影響力視為理所當然。為連接認證組織與聯邦政府之間認知上的差異，CHEA還提出四項建議：

1.認證組織、學校與學程/系須發展和分享教育成果的證據；
2.認證組織、學校與學程/系須發展和分享學生學習成果的證據；
3.認證組織須公開審查結果與研究成果；
4.聯邦政府須秉持教育分層管理的信念，認可教育單位來決定自我的教育目標和教 育成果。

聯邦政府、認證組織、和教育單位若能將上述建議付諸行動，將真正有益於消除政府與認證組織間的不信任感與認知上的差異，也更能促使教育分層管理的架構發揮真正效能。

本文以美國為例闡釋政府政策與認證組織之間的關係。由於聯邦政府的「信任」，認證組織的影響力不可忽視，相對的也協助了「教育認證」理念的推展。雖然長久下來認證組織是否將這樣的「信任」視為理所當然而忽略了整個社會的期許是認證組織當前與未來都必須面臨的挑戰。但透過積極的態度與自我的持續改進，相信認證組織可以延續其協助控制及提升教育品質的角色與義務，對學生、家長、校友、學校、雇主、社會及政府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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